遍體鱗傷的記憶成為了無數(shù)次創(chuàng)作的潛行驅動力，在那些電影中進行的審判、爭執(zhí)與痛楚，包含著悔恨與自省的辯證甚至修正構成一次次對“那時的”自己和他人重新處置的假想推演，從而不斷地得到自愈的寬慰、救贖以及可能的正確幻象，后覺盡是虛妄，然原罪已負，只好繼續(xù)追索。那件事之后催生出的“陰謀”大約是“情欲”和“藝術反身”之外波蘭斯基影像的最常見主題，且亦敵亦友，《我控訴》或許是終曲般的最后陳詞，他的態(tài)度十分明確。電影還是相當好看的，角色的登場布置，空間的轉換更替，甚至對話的遞進層次，完美把控著節(jié)奏將一件已然喪失懸念的事件變作剖解“陰謀”的繳文，并借一個復雜的主角消解道德高地，可謂費盡心思，于觀感于私念。拿手的小空間調(diào)度埋伏在每一場戲，而真正的“危險小空間”具象卻只有關押加瑞爾的孤島，特效虛假，但他意或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