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替“無用”這個名詞感到可惜和難過，因為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在這部眼界極其狹隘的廣告作品里完全被誤讀、被利用和被污名化。從傳播學角度來講，馬可的“無用”和賈樟柯的《無用》其實是互惠互贏互相“有用”的共謀關系。只有對于那些不停勞作的工人們來說，它們是真正無用的美學。顯而易見，作者在借衣服展示貧富，也在借傳統(tǒng)手工業(yè)與現代工業(yè)彼此對立的假象來表現城鄉(xiāng)之間的沖突。巴黎在展示歷史、概念和設計，汾陽則在表達經濟、實用與日常，這兩種平行而平等的生活方式卻被能說會道的藝術家敘述成小眾與大眾、前衛(wèi)與落后、自然與扭曲、奢華與樸素、高端與底層、過度消費與低度開發(fā)等等這些二元對立的社會矛盾。毫無疑問，賈樟柯在依憑個人經驗和個人好惡虛構一種無用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