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與《如意》，都并非回歸電影之紀錄本質所能簡單闡釋——精準的影像情緒，遠在影片開拍之前，便在作為出色生活觀察者的大鵬利用情感經驗所完成，以致在被攝對象發(fā)生重大變故之后的成片都完全不失戲劇性與控制感，堪稱可貴。令中國家庭共通卻往往在“外人”前默契遮掩的不堪羈絆“赤裸”直給，這一層面的實驗意義，甚至遠大于《吉祥如意》在形式上對中國電影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