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無“功能”的“新”器官是一個個新的概念，我們往往難以確認它是否是被發(fā)現的還是被創(chuàng)造的，如果技術官僚希望將其作為“媒介”而得以推銷，那么藝術家則必須站在迷霧中，但他們能做什么呢？影片冥想式的氣韻或許說明了，這些身體劇場帶來的并不僅是官能體驗（導演完全不打算挑釁觀眾，即便后者期待被挑釁），藝術必須通過思考而來，它思考的可能是無意義，被迫完成實體的解剖術無法觸及的地方，因此我們通過大腦以及道德去感受被媒介剝奪的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