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后一年《殺人回憶》仿佛上下半場，都在講韓國社會溝通的失效：警民無法溝通導致真兇一次次地脫身；殘障人士與非殘障人士無法溝通導致真相一次次被忽視。傳統(tǒng)儒家文化的核心秩序依靠極強的排外性與排他性所建立和鞏固，體現(xiàn)在電影中就是對于邊緣人話語的漠視與搶奪：韓恭洙不斷被強調(diào)為“韓公主”，再次點明韓國社會中女性地位與處境—每一位韓國女性都是“癱瘓”與“失語”的；洪忠都配送外賣時不被顧客允許跟唱流行歌曲，通過奪取他的話語以此建立主流社會的權(quán)威與自尊。李滄東將國民觀察之所見所感放進兩個邊緣人的生活，但即使不上升到社會緯度，它依舊能夠打動你我，僅有的影像上的巧思也全部服務(wù)于“韓公主”們的內(nèi)心世界。一個《詩》一個《綠洲》，兩場“特殊的”、沒有絲毫官能刺激的性愛戲，相信能夠給很多影迷以“快感”：生命原來如此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