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甚至因為被拍攝者的犧牲（被講述為一種原始的奉獻精神）來贊頌拍攝行為，太好笑了，拍電影并不該被理所應當視為高尚，人類學更不是，上個世紀爭論得還不夠嗎，現(xiàn)在我們還有人類學家在用“反抗秩序”的眼光審視廣州非裔人的生活。我明白他想表達什么，也明白他在拍攝時回歸“原始”的原因，對話本身是寶貴的，但那個重要的東西很容易變形，用這個方式拍攝只會更加凸顯他和他當時所代表的文化群體的迷茫。